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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纪念瞿秋白同志的文章

2010/12/12 14:39:35  作者:综合  浏览次数:6053  字体大小:【 】  原创文章投稿

  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6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但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Qiang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比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像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

  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Qiang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Qiang。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彪炳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像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学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至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毛泽东评价瞿秋白——胡乔木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抵达陕北吴起镇。他从窑洞土墙上糊着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心情非常沉重。他将这消息告诉了冯雪峰,对他说:“你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瞿秋白、何叔衡,以及毛泽东的弟弟毛泽罩等都是被“左”倾领导者丢弃在苏区而牺牲的。夺去他们生命的,是国民党的子弹,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则是罪恶的宗派主义。毛泽东对此非常愤慨,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就开始致力于纠正王明“左”倾路线。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道:“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瞿秋白36岁悲壮殉难,一个对党和人民始终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一个才华超群坦诚磊落的革命领袖,就这样英年早逝了。毛泽东每每念及此事,都不胜惋惜,流露出深深的缅怀之情。

  1939年5月,诗人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萧三与毛泽东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一天,他去拜访毛泽东,两人在月下漫步,谈到朋友,萧三想到何叔衡、蔡和森、瞿秋白都已不在人世了,不禁叹息道:“和森、秋白正值壮年有为之时啊,他们不幸牺牲,太让人痛惜了。”听着萧三的话,毛泽东久久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是啊,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在延安,毛泽东手里有一本名叫《海上述林》的书,是瞿秋白撰写或翻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高尔基等文学译著集。这本书是鲁迅得悉秋白遇害的噩耗后,强忍着悲痛,抱病编辑的。当时国内不能出版,鲁迅多方奔走,拿到日本去出版。书印好后,他精心挑选出皮脊和蓝绒面的各一册,托冯雪峰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很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他仔细阅读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反复思考着如何确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方针。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对周围同志说:“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里,他又认真读了《海上述林》。

  瞿秋白离去了,临终之际,他在汀州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他是一位死而未能盖棺论定的人,在王明宗派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的日子里,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始终没有推倒。就义前,瞿秋白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遗书《多余的话》,文中没有以往烈士的慷慨陈词,而是用平缓、伤感、甚至有些消极的言辞无情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坦然无私地进行自我审判,他把自己被推到领袖地位说成是“历史的误会”,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不掩饰、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头的压抑与矛盾和盘托出,暴露出真实的、没有丝毫虚假的自我,留待后人去品评是非。这份遗言最初发表在中统特务机构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党内许多同志读后对他产生了新的误解和曲解,甚至有人将其视作“叛变投降自白书”,从而又为瞿秋白的历史结论抹上了一道浓浓的阴影。

  是毛泽东第一次为瞿秋白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七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了瞿秋白:

  其一:“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其二:“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毛泽东在修改这份决议时,特别强调地批评四中全会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和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他认为瞿秋白是一介书生,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王明、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力。但他认为瞿秋白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毛泽东再次提到长征前夜,王明、博古故意与恶意地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罩等同志一事,并指出:“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①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得到公正的评价。这时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已过去14年,瞿秋白从容就义也已经10年了。瞿秋白恢复名誉之日,正是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之时,这场较量若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也经历了整整10年之久。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写下了本文开头那段话,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的第二次正式的重要的历史评价。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瞿秋白墓,位于任弼时墓东面,墓前立着高大的汉白玉石墓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七个苍劲大字。周恩来作为主祭人,董必武、陆定一、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等作为陪祭人参加了迁葬仪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清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在革命战争年代,成百个党的优秀的高级干部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中央只决定迁葬瞿秋白一人到北京,由此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瞿秋白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①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

  刘亚洲:瞿秋白的梦境

  1

  进九寨,临长海,暗云低垂,飘起雪花。下五花池,漫步熊猫海,细雨霏霏。湖水晶莹。层林尽染。山峦排闼而来。浮云如轻纱,将青山半遮掩,尤显妩媚。我深深凝望,忽如受剑刺:此情景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紧张地思索。一生中屡遇此情景:一件明明是刚发生的事,却似曾相识。但今天的情景不像,它的确发生过!终于,我记起来。这是瞿秋白的梦境,也是我的梦境。数十年前读史,读到瞿秋白就义前一夜,至为感愧。蒋介石Qiang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睡得特别香。他梦到了人世间最美丽的山水。青山隐隐。流水淙淙。小路蜿蜒曲折。夕阳依偎着亲吻着额头。小鸟在欢唱。百啭千声随意移。醒来后秋白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用唐诗凑成一阕: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我惊愕不已。明天就要处极刑,前一夜竟平静如此。瞿秋白文弱,可他羸瘦的身躯内竟蕴藏着这么伟大的力量。他是真正洞穿了生死的。早就听他讲:人生有两大快乐: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小休息是小快乐,大休息是大快乐(大意)。过去只当他一时豪迈而言,现在,方知他真是个不怕死的种。看看自己,当是羞得不能自容。死亡倒也不惧,可每逢有事,睡觉总成折磨。不是辗转,就是噩梦连连。清晨醒来,双眼皮肿成单眼皮。不过也就是为处分、爱情、文采、别人的只言片语和一时挫折而苦,统统是些鸡零狗碎。瞿秋白是高山,我连平岗都算不上。我曾设想,我如他般就义,走向中山公园时,像他那样高歌《国际歌》、《红军歌》,在草地盘腿而坐,独斟独饮,而后含笑道:“此地很好!”从容饮弹,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像他前一夜那般宁静安详,恐不能够。行为可以强撑,思想却是无奈。骗别人可以,骗自己不行,骗心灵尤不行。我羡秋白,愿为秋白捧一掬泪。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六岁上,可他的灵魂必将千秋万代徘徊在中国上空。万事就怕想得通。他想得通。一件事,想通即达天堂,想不通就沉落地狱。他的躯体进了地狱,他的心灵进了天堂。我反复吟哦他的诗,昏昏睡去。我竟来到了他诗中描绘的场景中。就是今日九寨沟这片山水。难怪熟悉如斯。我凝眸,再凝眸。我成了瞿秋白。时光倒流六十年。我一袭白衫,手捧唐诗,款款行于曲径。思想通幽,万事皆空。天地间空无一人一物。我在向这多情的山水告别。明天将远行。我的眼睛湿润了。

  像瞿秋白那样做追求真理的探索者——林伟

  今年1月29日,是瞿秋白同志110周年诞辰。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牺牲时年仅36岁。他短暂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遗产。他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探索精神、作为学者型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和风范,始终以深沉的内涵闪耀着光辉,给人启迪,让人怀念,催人奋进。(1月29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多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可谓筚路蓝缕,百折不挠。为了找到民族解放和强国富民之路,无数像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人苦苦探索,不断开拓,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行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正是无数像瞿秋白这样的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开拓奋进的结果。

  因此,在瞿秋白同志110周年诞辰的日子里,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含着眼泪一口气读完《追求真理的探索者——纪念瞿秋白同志诞辰110周年》这篇文章,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深深地被老一辈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生都在为真理而奋斗的高风亮节所折服。

  特别是瞿秋白同志为理想而献身,具有革命者豁达的生死观更是令人敬仰。他被俘以后,囚禁在敌人的监狱中,始终坚贞不屈,临刑时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评价他的革命意志和气节时,曾经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在闽西群山的刑场上,他面带微笑,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令人感慨和敬仰的句号。但他的品德风范,思想情操,连同他500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却成为了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传承。

  正如文章中所说的,在瞿秋白同志牺牲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继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展望今后,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和挫折坎坷,没有科学的理想作动力,没有坚定的信念来支撑,我们的事业就有可能半途而废。

  因此,真理不会穷尽,追求真理的事业也不会完结。我们都应以瞿秋白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学习他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为真理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学习他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树立起镌刻着时代标志的新的里程碑,做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后来人。

  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杨之华——孙维熙

  瞿独伊是革命老前辈瞿秋白杨之华的爱女。现今87岁。她虽然一生历尽坎坷,但乐观豁达,晚年在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比赛中获冠军;在新华社老年组模特表演赛中获头等奖。直到今天,她还坚持每周两三次的游泳。经过多次交谈,这位不愿张扬的老大姐同意记录下她讲的故事。

  (一)

  瞿独伊的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他同杨之华结婚后,决心不依赖家庭自谋生活。但是,当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之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的引诱,政治上不求进步,生活上甚至不检点,这使杨之华怨愤之极。独伊说,妈妈于1921年生下我之后取名独伊,意思是说,我只生你一个,决不再生。1922年,杨之华在上海参加了妇女运动。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年上海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经向警予推荐作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认为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决定做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两个人感情日益加深。

  杨之华对瞿秋白也十分倾慕,但考虑到自己结婚生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办好。她决定回浙江萧山老家暂时回避一下。在此情况下,瞿秋白认为,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她?于是赶赴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干脆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一起商谈。于是,他们三个人开始了一场认真的、戏剧性的、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同时刊登在当年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友好启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留作纪念。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

  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8年6月18日—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当年参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陆定一、苏兆征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7岁的瞿独伊也随父亲进入了“六大”驻地。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尚活在人世间的只剩下瞿独伊。

  1928年4月,参加“六大”的代表分别从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罗亦农同志属首批从国内出发赶赴莫斯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罗亦农同志尚未启程,就被叛徒出卖,惨遭Qiang杀。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

  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也是“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杨之华同另一位代表,即罗亦农烈士的妻子李文宜为伴一起从上海动身。在那反共势力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杨之华不知把独伊放在何处为好,只好带上她随行。杨之华和李文宜一身贵夫人的打扮携独伊从上海外滩秘密登上苏联的货船。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抵达大连。然后乘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在哈尔滨期间,为了掩护“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杨之华经常带着独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动。每次外出之前,杨之华都一再嘱咐独伊:“如果遇到盘查,有人问起叔叔,你就大声喊‘爸爸’,一定要记住。”独伊乖巧地点点头,也真的照办了。次数多了,独伊不禁好奇地问:“妈妈,我为什么会这样叫‘爸爸’呀?”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开幕到7月10日闭幕共22天。会议期间瞿秋白承担大会领导工作,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并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批评“左倾”盲动主义时,瞿秋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诚恳地希望代表们对他犯的错误予以批评和帮助。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杨之华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太忙,只好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年底,独伊被转到莫斯科郊区“森林学校”读书。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着孩子从事秘密工作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独伊拿出了一张保存了70多年的明信片。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克里米亚。独伊看得出中俄文所写都是爸爸的笔迹。此刻,独伊才明白父母并非到南俄执行任务,而是远离莫斯科另有使命。到底到何处去了,独伊是全然不知。她并没想到父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更没想到接到这张“勿忘我”明信片之际是和爸爸永远的离别。这张明信片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保存到今天,成为瞿秋白和杨之华留给女儿的一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三)

  独伊在谈到鲍罗廷夫妇时激动异常,她说,她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两位老人对我们全家,尤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不记得我的亲奶奶和爷爷,鲍罗廷夫妇犹如我的亲奶奶和亲爷爷!”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5月,鲍罗廷夫妇受孙中山委托到上海考察。杨之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鲍罗廷夫妇汇报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瞿秋白当时任翻译。鲍罗廷对瞿秋白、杨之华印象深刻。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难以分割开的友谊。

  瞿秋白和杨之华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除了抽时间到独伊所在的学校探望自己的女儿外,就是到鲍罗廷夫妇家探访。第一次带独伊去拜访鲍罗廷夫妇时,两位老人就把独伊认作“中国孙女”,独伊成了鲍罗廷一家颇受宠爱的孩子。

  独伊回忆说:“在鲍爷爷家生活是那么愉快,感觉那么亲切。晚饭后,鲍奶奶就放唱片听音乐,尤其是来到鲍爷爷家的孩子多的时候,大家就伴着音乐翩翩起舞。鲍爷爷的儿子、媳妇都参加,又唱又跳,热闹的很。鲍爷爷和鲍奶奶对各国的革命前辈的孩子都十分热情。我国革命前辈苏兆征的子女苏河清、苏丽华,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米季达,以及美共领导人的后代黑人尼利等都到鲍爷爷家玩耍。”

  1935年秋的一天,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特罗夫斯克旅游。就在这一天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独伊读到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独伊顿时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失声大哭,当即昏倒在地。老师和同学急忙抢救,独伊慢慢从深沉的哀痛中苏醒过来。回到莫斯科后,鲍罗廷夫妇将独伊接到家中给以无微不至的关照。

  独伊回忆说,鲍罗廷爷爷与美国记者安娜·路伊丝·斯特朗创办了《莫斯科新闻》的英文版。为此,1948年,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苏联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将斯特朗驱逐出境。鲍罗廷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惨死在牢狱之中。50年代初独伊和她的爱人李何在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工作时,曾在街上见到过鲍奶奶。在遍地克格勃监视的情况下,相互都不敢打招呼。后来,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对独伊说,那一天,鲍奶奶在街上看到了你,却不敢相认。回家后哭了一场。独伊听后哽咽无语。1956年,苏联政府为鲍罗廷平反昭雪。独伊说,1956年夏天,我和妈妈去拜会了鲍奶奶。

  1957年元旦,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独伊陪同做翻译。访问结束后,周总理特邀鲍夫人到下榻的克里姆林宫做客,并赠送了邓颖超为之准备的一份珍贵礼品。鲍夫人手捧礼品,老泪横流。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鲍夫人的双手,满怀激情地说:“对于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铭记鲍罗廷!”

  (四)

  独伊说,30年代初爸爸和妈妈回国后不久,就遭到刚刚回国的王明等的迫害。瞿秋白离开了领导岗位,杨之华当年所担任的中央妇女委员的职务也被撤销。经济上也予制裁,使之生活艰难,瞿秋白只好转入文学艺术领域,与鲁迅等结为亲密战友,以笔杆子为武器,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3年9月起始,在全党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污蔑瞿秋白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久,又指派他到中央苏区。临行前,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请求让妻子杨之华同行,竟遭到拒绝。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不幸光荣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遇难;瞿秋白因长期患肺结核,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而被敌人逮捕。独伊回忆,按蒋介石密令给父亲照相以验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说:“瞿先生与行刑者走在一起时全然不俱,竟分不清谁是即将杀人者,谁是即将被杀者!”在父亲就义前夕,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派了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到长汀监狱去劝降,企图用亲友之情打动父亲。父亲回答说:“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耻辱和痛苦。”1935年6月18日,父亲就义的日子。据当年天津《大公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然后,瞿秋白慢步走向刑场,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用俄文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很好。”独伊谈上述情况时,眼眶里一直汪着泪水,一再说:“我十分敬佩爸爸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好爸爸’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35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会议结束后,她立即去拜访了鲍罗廷一家,以谢两位老人对独伊的关爱之情。接着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和其他中国革命老前辈的后代。离别五年之久的母女终于团聚了。但是,这种略微有些欣慰的日子过了不久,杨之华母女的灾难又临头了。王明等“左倾”宗派集团的头头们又回到了莫斯科,重掌共产国际的大权,捏造罪名,污蔑杨之华有“政治问题”,撤销职务,停止党的生活,没收医疗证,停发生活费,宣布隔离审查;禁止杨之华同女儿独伊见面。杨之华母女在这种政治迫害中熬过了两年。

  几年以后,党中央在延安清算了王明宗派路线的错误,任弼时同志被派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领导,为杨之华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安排她到东方大学边工作、边学习、边治病。独伊这才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五)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决定部分留苏人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杨之华携小女独伊离开莫斯科路经新疆回国。到达迪化,竟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其中包括我党应盛世才之邀从延安来在新疆帮助工作的人员和一些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员共150名干部及子女)。中共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惨遭杀害。

  杨之华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杜宁。她不止一次地教育和叮嘱独伊:“被捕,在革命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独伊亲眼目睹了敌人押着杨之华去受审讯的情景。独伊说:“妈妈迈着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无所畏惧地走出牢门。审讯时,妈妈大声揭露盛世才出尔反尔迫害共产党人的阴谋,敌人竟然拍桌子大叫大喊,扬言要Qiang毙。妈妈冷眼相对,明确地对审讯者说,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准备掉脑袋,决不改变信仰!”

  敌人除派来一个姓黄的叛徒监视被关的同志外,另外一个姓张的来到被敌人隔离开的周建、刘志云等人中间进行策反:“你们年纪轻轻的,现在若出去,可以和丈夫团圆,共产党嘛,出去以后还可以再加入的。”朱旦华(毛泽民的夫人)和杨之华等耐心给妇牢的同志们做工作,敌人在审讯中未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策反也未成功,于是,就盯上了“囚徒”中年纪最小的独伊。在一次审讯中敌人以诱惑的口气说:“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作。”独伊愤怒地回答说:“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在狱中,独伊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参加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抗议活动等等。

  独伊说,在狱中生活确实十分艰苦。患有严重肺病的乔国贞、吴茂等同志由于缺少营养外加精神上的折磨,不幸在狱中病故。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创造条件锻炼身体。独伊说:“在牢狱的几年中,都是我负责带领难友做早操。早操后大家一起高唱林基路烈士生前创作的《囚徒歌》。

  独伊说:“妈妈患有肺病,在狱中病情加重。狱方不得不派人陪她外出到医院看病。医生是苏联人,妈妈用俄语同医生交谈,希望医生能通过苏联领事馆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国革命者在新疆被捕的情况。不久,妈妈再一次看病的时候,苏联医生悄悄地塞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回到家中,妈妈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共产国际给大家发来的鼓励电话:‘同志们,你们要坚持!’落款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这张小纸条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开展斗争的士气。”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为之送行,请他务必救出被关的难友,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单独找到当年曾任迪化市市长的屈武(原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女婿),委托他找到杨之华以营救被关在牢狱的难友出狱。屈武市长在女子监狱找到了杨之华的下落。然而,新疆警务处处长胡国贞却不允许杨之华与屈武见面。屈武当即点名要见瞿独伊。

  屈武对独伊说:“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认识周恩来,也认识你父亲。我是同情共产党的人。周恩来很关心你们,问你们有什么困难。”

  接着屈武又说:“张治中将军到过延安,现在来新疆任职,你们快要被释放了。”

  不久,张治中再次派屈武到狱中探望杨之华等,并带了一些钱慰问大家。难友们唯恐上当受骗,拒绝接受钱财。当时屈武解释:“张治中主任派我们来为大家办好事的。这些钱不是国民政府的钱,是张治中主任受周恩来委托,给大家改善生活用的。”经过研究收下了这些钱,同时,牢中的党组织决定,由杨之华亲自给张治中写信,要求恢复自由以及关于何时回延安事宜。张治中接信后,亲自会见并宴请杨之华母女、陈潭秋的助手吉合、朱旦华等六位中共难友代表,并说:“你们要赶快准备,越快越好,不能先宣布释放,更不能先见报再走。否则,会有危险。”

  他对杨之华说:“师母(张治中在上海大学学习时,是瞿秋白的学生),请你相信,我已三次到过延安作保证,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延安。”

  不久,张治中安排交通处长刘霖哲少将带队,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我们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

  党中央为新疆蒙难人员的归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不久,毛泽东又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朱旦华、毛远新到家中做客。后来,毛主席单独请杨之华母女到家中做客。毛主席郑重地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瞿秋白的冤案,党中央有了明确、公正的结论。独伊笑着说,难怪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康生一改常态,亲自爬到汽车上高喊:“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

  1946年,用独伊的话来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岁月,走出了牢狱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妈妈担任了党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她自己由张子意(新疆牢狱领导人之一)、严振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独伊在牢狱中表现突出,入党时免后补期。这一年,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独伊说,是她一生中“永远的骄傲”。她受组织委派陪同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当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种民族自豪感使我激动不已,我是含泪向苏联友人翻译解说大会的盛况和自己的感受的。”

  开国典礼的消息是由新华社著名记者李普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译成俄文是独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波播送到全世界的。独伊说:“那一天十分繁忙、劳累而紧张。但是,那种为祖国而兴奋,那种光荣却成为我毕生回味无穷的自豪和骄傲。”

  1950年3月,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受命赴莫斯科组建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李何还兼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

  独伊先后多次为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等革命老前辈任翻译。建国初期,俄语翻译人才少,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经常要请她出任翻译。

  独伊说,当我刚刚感到工作有成,能以享受到人世间的快乐和幸福时,灾祸相继而来。1962年,丈夫李何不幸早逝。随后,儿子克林于1963年也离世而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在“文革”某些领导人的煽动之下,到八宝山烈士公墓挖了瞿秋白的坟,砸了周总理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的墓碑,批判瞿秋白在监狱写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紧接着,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造谣说,40年代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时,杨之华、瞿独伊等“接受敌人的钱财作为活动经费”,同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然后和国民党人一起潜伏在我们党内”。于是,当年被关进新疆监狱的同志们均被污蔑为叛徒集团成员。杨之华被关进牢狱达六年之久。瞿独伊作为苏修特务、军统特务、国民党员和叛徒,备受折磨。独伊的女儿晓云被赶到内蒙农村。杨之华的一家老小统统被扫地出门,北京的户口被注销,住房被占。

  1971年,独伊的婆母亡故。借吊丧的机会,她从劳动改造地河南干校前往福建,后又到北京看病。同时在京打听妈妈的情况。她向有关单位提出探望母亲,遭到拒绝。本想回河南干校,正巧林彪“9·13”事件发生,形势有了新变化。独伊决定留北京了解妈妈的情况。茅盾、胡愈之等老前辈在京,他们是独伊父母30年代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独伊说:“就在这一年见到了茅盾等几位老前辈,他们惊喜不已,热情接待。患难中见真情,永志不忘。”

  “在了解妈妈情况过程中,有一次专案组突然交给我一封妈妈写来的信。信中说犯病了,监狱里缺少‘脉通药’。”

  独伊看出这是双关语,提示她寻找渠道给中央写信,“通天”反映情况。茅盾、胡愈之一边帮助寻找药品,一方面积极支持独伊给周总理写信。独伊说,她是在茅盾同志家写的信,要求看望妈妈,并能允许妈妈到医院看病。之后,专案组告诉独伊,你给总理的信收到了,你妈妈已经转到医院治疗,但独伊作为叛徒集团同案人禁止探视。独伊再一次上书周恩来,终于在1973年秋的一天获准首次探视。独伊说,当我看到离别多年的妈妈,瘦骨如柴地病瘫在床上,心如刀割。妈妈说:“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

  临别时,妈妈依依不舍地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啊。”一向反对泪水的妈妈,禁不住掩面哭泣起来。1973年10月16日,离探视期还有6天,专案组突然通知我可以探视,我匆匆赶到医院,妈妈已奄奄一息。两天后,远在上海的小姨杨之英也赶到医院,全家含泪在妈妈的床前。妈妈拉着家人的手说:“你们来了,很好,不要难受了。”独伊很清楚,妈妈在人世间的时间不多了。她电话告知30年代同妈妈共同战斗过的胡愈之、周建人、周扬等老朋友。第二天下午,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和周建人的夫人先后赶到医院。妈妈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脸上呈现愉悦的微笑,还很幽默地说,“今天,人真多,正是老中青”,还说了一句,“我和独伊是母女加同志。”胡愈之老人强忍心酸插话说:“我们和你,是同乡加同志加同学。”周建人的夫人临走时说:“华姐,你在医院没有什么可吃的,我给你炖一点鸡汤吧。”杨之华微微地点点头感谢,最后一字一顿地说:“我还想吃西红柿。”次日凌晨,她还没来得及品尝鸡汤和西红柿就含冤而去,终年73岁。临终,给独伊留下如下几句话:“独伊,你和小女要永远乐观!永远跟着党干革命,要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

  (七)

  1978年,独伊和妈妈杨之华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而瞿秋白的名誉一直未得恢复。独伊她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她拜访了原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又走访了中组部原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主动给独伊出主意:“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陆定一同志在医院抱病亲自执笔给陈云和黄克诚同志写信,要求党中央为瞿秋白同志平反。信件原文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

  说瞿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看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谢富治人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徒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Qiang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1979年2月1日于北京医院

  独伊立即动手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为父亲平反。

  为了弄清瞿秋白被捕后的情况,独伊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对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瞿秋白问题复查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提交给中共五中全会批准。遗憾的是,中共五中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独伊给时任中宣部的部长王任重挂了电话:“为什么五中全会未能通过给我父亲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毛主席批发的关于十次路线问题的文件中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是叛变自首的原因?”对方回答说:“是的。”独伊明白了“两个凡是”还在起作用。

  独伊继续为父亲的正式平反而奔波。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她向中宣部写报告,请求由中国文联、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一次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书记处很快就予以批准。

  1980年6月17日,座谈会在人大会堂召开。茅盾刚刚做了眼睛手术,竟然坐着轮椅赶来出席会议。他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负责编辑成册。谭震林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只有瞿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李维汉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惟独瞿秋白不搞。秋白同志‘八七’会议后接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瞿秋白犯盲动主义错误是认识问题,与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

  1985年7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出席。杨尚昆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独伊回忆说:“那一天,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我含泪默默地告慰九泉之下的爸爸、妈妈:安息吧!女儿深深地怀念你们!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你们!”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来源日期:2009-1-31

  “被历史误会”的瞿秋白睁开眼睛看世界

  在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牺牲于敌人刑场后来在“文革”中又遭受批判的人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瞿秋白之所以遭此厄运,主要原因就是他在牺牲前写了1篇引起很大争议的《多余的话》。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写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很显然,瞿秋白的意思是说他作为一个书生意气浓厚的知识分子不曾想到竟然被历史推到了领导人的岗位上,而这一“推”却由于自己的无力胜任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瞿秋白的这段话既包含着他的谦虚,同时也表达了他真诚的内疚和被“误会”的苦闷。如果联系这几十年的中共党史,人们还可以从中读出这样的感慨: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是不宜担负起最高领导人重任的。如果被勉强地推到这个岗位上,则注定是十分尴尬的。

  单从瞿秋白的照片来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介书生:清瘦的脸颊上架一副圆框眼镜,眉宇间自然地流露出江南才子的清秀之气。事实上,瞿秋白确实是一个书生。他的家乡常州就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他的曾祖父中过举人,祖父担任过文案,他的父亲虽说缺点不少,却颇具艺术气质,喜欢绘画,而且“用笔、意境都还不俗,得到时人的好评”(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页)。瞿秋白的母亲文学修养极深,不仅能做诗填词,而且能写出一手好字。瞿秋白后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固然有他自己的勤奋努力,自然也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最终在五四时代的暴风骤雨的激荡和东西方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共同作用下,瞿秋白终于成长为一个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知识分子。

  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瞿秋白出生于一个民族危难,国家衰弱的时代,而且在涌进国门的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化中滚动着相当活跃的政治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忧国忧民的文化氛围中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出于美好的愿望,都希望通过引进并实施一种政治理论来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自己的祖国富强繁荣起来。谁想到这种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相比悬殊越大,那么它就显得越强烈,而愿望的越强烈,就越使其乌托邦的色彩越浓厚,以至在追求美好理想和试图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越容易崇拜自己抓到的某种改造社会的政治理论,从而忘记了对于所持政治理论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科学理性的分析,失去了对于事物的某种分辨和鉴别的能力。正当风华正茂的瞿秋白本来打算报考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可是他却没有在北大读书的经济条件,只好进入当时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读书,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俄罗斯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爆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让人们相信通过暴力革命可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劳动人民可以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就以巨大的榜样的力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瞿秋白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与当时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样寄希望于苏俄,从而希望中国通过走俄罗斯的革命道路进而走向繁荣富强,于是,瞿秋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旨在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去。

  从这个革命理想出发,瞿秋白克服重重困难亲自来到苏俄,来考察这块革命后的跨越欧亚大陆的古老的土地。1921年初,瞿秋白经哈尔滨来到俄罗斯的赤塔,后来又从赤塔来到了被称为“赤色的都城”的莫斯科,漫游那里的文化天地,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作实地考察。对于这位来自东方的敬仰者的考察,俄罗斯方面作了妥善的安排,确实让瞿秋白看到和听到了不少的东西,但正是这妥善的安排,使考察者在不知不觉中按照安排者的某种设想或需要去了解现实,从而避开了安排者所不愿让人看到的某些东西。尽管如此,瞿秋白还是看到了俄罗斯革命以后存在的极大的经济困难和某些社会矛盾,当然这些社会矛盾都已经被纳入到阶级矛盾之中。勤于思考的瞿秋白尽管看到了这里文化教育改革的缓慢,但是他把这归咎于战乱频繁和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与此同时,他从苏俄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的可喜的进步,进而肯定了苏俄政权,将1921年发生了水兵暴动,要求“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称为“革命的反动”,而没能发现苏俄政权的某些问题;对于1921年东俄发生严重旱灾造成大面积饥荒,国内的资产阶级组织的“无党的赈灾会”的诚意表示怀疑,赞同苏联政府解散这个组织,逮捕其中的阴谋分子的做法;对于革命后俄国存在的阴暗面竟然表示可以理解;将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迷信;……戴上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于事物的判断难免不出现某种偏差。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出现这些偏差,而在于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向苏联学习的心理,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农民的守旧特性和封建遗毒,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从苏维埃政权自身的体制上去寻找原因,他也因此而误会了历史。

  正是由于瞿秋白所持的阶级立场,他在苏俄受到了欢迎和礼遇。1921年9月,他被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任教,从而将他推上了政治之船。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瞿秋白只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职业的革命家。因而,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看法也都是努力运用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来思考和分析,他把自己的感受和认识用他的如椽之笔写成许多杰出的文章,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作家。可是,政治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激进的不健全的政治力量更是一场激烈的风暴,除了极个别的政治巨人之外,一个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他都往往身不由己,不能自主。加入了政治组织,固然是出于坚定的信仰,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不说像田汉、胡风、丁玲、艾青、王实味这些作家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当政者的要求而受到迫害,就是像瞿秋白这样进入了政治组织领导层的人物,也不免感到委屈和苦闷。这不仅因为党内的同志在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上时常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且在党内还存在激烈的派系斗争甚至残酷血腥地整人。在现代的政党内部,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上时常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并不奇怪,本来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大家都有权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思考、分析和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再通过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求同存异,制定最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即使在中共最高领导层,大家也不能做到平等地交流和对话,陈独秀在党内依靠自己的地位和资格建立起家长制,搞起了一言堂,总是自以为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致使持不同意见的瞿秋白等人受到了压抑,时常感到心情沉重。

  更严重的是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当时的中共没有在党内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机制,不能尊重不同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来自民主的授予,而是通过内部的派系斗争来获取,而且领导人的权力由于得不到有效地制约和监督以至极度膨胀,做起了土皇帝,因而这种斗争常常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地步。早在20年代中期,有个叫陈绍禹的青年在莫斯科凭着自己一口流畅的俄语,处事圆滑,善于辞令,深受米夫的赏识,充当了米夫的译员,于是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如果这在一般基层,或许可以通过组织活动来解决他的毛病。但是,米夫并不是一般的小人物,他不仅担任着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而且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斯大林的红人,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权力软硬兼施将陈绍禹作为领导人强加给中共。而陈绍禹并不具备领导人的基本素质,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当中根本谈不上威信,而是十分孤立,为了打击和压制那些没有支持他的人,他便伙同一些人捏造谣言,声称中山大学里存在着一个“江浙同乡会”小组织,并且给他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再利用苏共内部同样存在的派系权力斗争,残酷将其镇压,导致不少中国青年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还有一些学生忍受不了党内“同志”的迫害而自杀。尽管后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否定了这个所谓反动组织的存在。问题虽然查清了,但是陈绍禹等人并没有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联共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甚至默认的态度,这才使他与康生等人一样可以一次又一次掀起整人的狂潮,肆无忌惮地迫害党内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然而更为荒唐的是,就这样思想品质的一个人居然得到了莫斯科的极大信任,进而被推给中共任最高领导人,总揽中共最高权力,怎么能不给中共带来巨大的灾难!

  随着陈绍禹等人在中共党内崛起,瞿秋白不仅在党内很快受到了排挤,而且他的头上被扣上了各种“右倾”的或“左倾”错误的帽子,同时党内许多同志的善于见风使舵或者缺乏主见,纷纷倒向陈绍禹等人一边,因而令瞿秋白感到非常孤独。在这种情况,为了维护党内团结,瞿秋白就像数十年后的周恩来等人一样,不得不忍辱负重,甚至对一些问题违心表态,或者违心地作检查,检讨自己的所谓的“错误”。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党内需要依靠说违心话过日子,那么即使不是整个党出了问题,至少是这个党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出了严重的问题。到了这个地步,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犯错误才怪呢!党内的一些同志不遭殃才怪呢!在这种错误的政治体制之下,党内的舆论极易形成“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局面,这就是说,凡是在台上执掌大权的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永远的英明伟大;凡是被斗倒的失败者都是“错误”的,而且总要被批倒批臭,声名扫地。此时,权力远远压倒了逻辑,所有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和坚持对事物作为理性判断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将变得不合时宜和不识时务,似乎成为强大的权力面前的“挡车的螳臂”,其结果很可能被权力碾得粉碎。

  1930年春,米夫宣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等人到他的办公室,板起脸孔,向他们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指责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代表团支持了派别活动,没有与所谓的托派进行有力的斗争。于是,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他的妻子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的太上皇式的工作作风而受到了严重的处分。身处矛盾漩涡的瞿秋白可能看出了问题所在,但是他没有地方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苦闷。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瞿秋白加倍地刻苦努力为他的政治信仰而工作。

  回国以后,由于陈独秀因国共分裂导致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而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因推行激进的政治路线而遭到许多人的抵制,政治地位正摇摇欲坠,新的政治势力在党内一时还没有崛起,瞿秋白因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而被推到了中共的领导地位,与周恩来等人一道领导和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虽然在党内成为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因为他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实在不精于权谋权术,不善于处理党内各种矛盾斗争,更不善于掌握权力和巩固权力,所以,他刚上台不久,席不暇暖,就被王明所取代。和前前后后的许多领导人一样,仅仅下台并未了事,上了台的往往要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对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穷追猛打。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李立三去了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替罪羊,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员职务,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63页)。面对着打击和迫害,瞿秋白以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型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忍辱负重,忍羞含垢,在欲辩不能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承认并不属于他的“错误”。瞿秋白不仅在政治上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对待,而且在经济生活方面同样受到了严厉的制裁。王明等人竟然滥用权力,克扣瞿秋白的生活补助,将其置于十分贫困的境地,真是将党内的所谓“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往死路上逼。然而,瞿秋白“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67页)自己的委屈。他尽管病得很重,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休息,而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他试图以自己的实际工作业绩向党内同志表明他即使蒙受冤屈,仍然对党忠心耿耿,自己还是党的人,至于别人是否承认,他管不了那么多,他还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承认他的赤胆忠心,历史会还他以清白的。这就像古代受到诬陷和迫害的忠臣一样,相信总有一天皇上会了解到自己的忠诚并且为自己平反昭雪。只不过瞿秋白相信的不是封建皇帝,而是历史,而是人民。

  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瞿秋白来到左翼文化人士中间,大有回归的感觉,他的工作也如鱼得水,特别是与鲁迅、冯雪峰、茅盾、夏衍等人相处,关系是那样的融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质上作为知识分子的瞿秋白现在回到了知识分子的中间,彼此相互尊重,考虑问题也都习惯于从事实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推进展开,虽说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大多可以在理性的轨道上加以解决,除了那些戴着知识分子面具的假文人和蜕化为政客与党棍的御用文人之外,知识分子还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而且彼此之间更容易交流思想和看法。在与左翼文化人士的相处中,瞿秋白最感到幸福的是与鲁迅的成功合作。1932年,瞿秋白第一次与鲁迅见面,彼此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交谈十分投机。随后他们两家常来常往,非常密切。这年冬天,瞿秋白夫妇因为遭到叛徒的盯梢和跟踪转移的了鲁迅家里避难。避难期间,瞿秋白与鲁迅两家人相处非常融洽,鲁迅与瞿秋白相互引为知己。第2年春天,瞿秋白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由鲁迅许可用其笔名发表,其中有些文章是在与鲁迅漫谈后写成的。因而,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显然融入了鲁迅的某些思想和智慧。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是一段难得的文坛佳话。

  就在瞿秋白在上海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如鱼得水地开展工作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之际,瞿秋白接到了组织上的指示要他离开上海到苏区去担任人民教育委员。苏区的教育工作虽然不能说就不重要,但是调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发挥其特长,让他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工作。让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区搞教育工作并不能最有效地发挥他的作用。可是组织上为什么这样做?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并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瞿秋白没有迟疑,坚决地奔赴苏区。临行前,瞿秋白似乎产生了某种预感,胸中涌起一股无法排遣的渴望和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和茅盾等人辞行,并分别与他们作一次长谈。在与鲁迅告别的那天,他没有回去,在那里住了一天,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

  就在瞿秋白在上海以他那支犀利的笔与反动势力作战之时,一支利箭却从背后向他射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却于1933年秋作出了《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竟然将批判瞿秋白的斗争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围剿”各项任务的前提,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严重地折磨着瞿秋白,对他精神上的伤害和打击是无法言说的。

  来到苏区的瞿秋白还是认真而默默地工作,只是在战争的环境里,他所做的教育工作很难立即见效。但他做得十分努力。不久,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很可能由于他的身患重病,瞿秋白没有跟随大部队长征而是被留了下来。1935年2月底,瞿秋白被捕。在威逼利诱失败之后,国民党决定将他处决。临刑前夕,瞿秋白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检讨了自己的个性,审视了自己的身份和作为,终于对人生有了大彻大悟,于是写下了他的绝命书《多余的话》。在这篇文章中,他觉得应该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将自己的感悟说出来,让世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没有被歪曲和遮蔽的背后真实的他。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我的反省中,瞿秋白觉得自己的本质还是一个“文人”,实在不具备担任“领袖”的资质,可是自己却被推上了领导岗位,继而被认定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然而,“历史误会”并没有因为他的英勇就义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文革”中他还遭到了批判,因为当政者并没有将他当作一个“文人”看待,仍然把他当作政治上的反对者予以清算。这就注定了瞿秋白长期成为政治泛化时代的牺牲品。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陈清泉

  大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

  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马祥林徐焰

  1935年6月18日上午,古城福建长汀的大街上,走来一位被国民党士兵押送的“要犯”。他手夹香烟,边走边吸,顾盼自如,从容走向西门罗汉岭刑场,面对满街的围观者,不时引吭高歌由他第一个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罗汉岭上绿树成荫,岭下环抱着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他昂然走向草坪,盘膝坐下,对刽子手们微笑道:“此地甚好!”言毕,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他就是从一介书生成长为革命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家瞿秋白。

  ■他的俄文名字意为“战胜恐惧、克服困难”

  ■他曾两次见到革命导师列宁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常州城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原名瞿双,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后由“霜”引申为“秋白”。自幼多病,读书却非常用功,9岁入常州冠英小学,尚未毕业就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喜欢议论时政。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他在宗祠门上悬挂一只白灯笼,上书“国丧”两字,表示对革命结果的失望和不满。

  1916年底,瞿秋白到北京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并去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等人的课。五四运动爆发后,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翌年初,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莫斯科,取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译成汉语即“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当时,他在北京《晨报》等刊物发表许多文章,歌颂十月革命。

  1921年,他经赴俄的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当时兼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俄文教习和政治理论课的翻译,此间曾经两次见到革命导师列宁,还在1922年11月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数月后回国,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又到上海大学任教。在党内,他是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也是首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体宣传的人。

  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时,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持人,在陈独秀离职、党内处于危急之际确定了展开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翌年,他赴苏出席了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后留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1930年夏,党内出现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时,他回国主持纠正。193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批评他采取“调和主义”,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层。此后他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

  1934年秋红军长征时,瞿秋白留下负责中央分局的宣传工作,1935年2月突围时被俘,同年6月18日慷慨就义。

  ■青年时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报人和学者,然而革命大潮却一度把他推到党的主要领导者位置上

  ■毛泽东《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书出版后,陈独秀认为过激,他却为之撰写序言,并安排出版单行本

  从外表看,瞿秋白是一个文弱书生,并长年患有严重的肺病。青年时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报人和学者,然而革命大潮却一度把他推到党的主要领导者位置上。其间,既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也因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犯过盲动错误。

  在当时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是瞿秋白自谓的一个“历史的误会”?但仔细分析,在大革命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因为瞿秋白有比较高的理论素养,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从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在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因此,在1927年7月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生长在苦难的中国,瞿秋白想借用外来的“天火”燃烧并改变整个社会。五四时期,他最欣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毛泽东《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书出版后,陈独秀认为过激,瞿秋白却为之撰写序言,并安排出版单行本。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的时刻,瞿秋白的革命激情更剧烈地迸发出来。他听到李立三等人关于在南昌暴动的提议后,马上代表中央表示支持。1927年8月7日,他在汉口秘密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秋收暴动。随后,国内爆发了100多次起义,为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瞿秋白毕竟是长期从事理论和翻译工作的书生,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的经历,没能科学地分析各地的形势,有的城市只有7名党员,也要他们暴动,于是不久便被批评犯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旧庄园中召开了“六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布哈林批评两个知识分子都犯了错误——瞿秋白“左”,张国焘“右”。于是,会议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出任党的总书记,不想这位“工人”不久便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

  ■他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

  ■他12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二人相交甚密,互视为知己

  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1920年,瞿秋白旅俄途经哈尔滨,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1923年春夏之交,将其译成汉语。此前,虽有耿济之、郑振铎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对此歌做过翻译,均因没有附曲无法传唱。直到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1923年6月的《新青年》复刊号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现行的中文《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上世纪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耐尔)一词保持音译不变首创于瞿秋白。

  瞿秋白从青少年起便喜好文艺,1931年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参加并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自己也有大量创作、翻译和论著。

  他与茅盾、鲁迅、夏衍等著名作家有亲密的友谊。鲁迅曾赠他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两人的杂文堪称“双璧”,瞿文似照妖镜,鲁文像解剖刀。在国民党当局搜捕下,瞿秋白有12篇杂文用非共产党人的鲁迅的笔名发表,《鲁迅杂感选集》也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有几次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夫人还躲到鲁迅家过夜。

  瞿秋白早就立志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他的译作文笔流畅,鲁迅曾赞许说:“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得知这位好友牺牲后,鲁迅曾伤悼许久,并在谈到《死魂灵》的翻译时又说:“秋白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者为罪大恶极。”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也曾惋惜地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这一评语,应该是对瞿秋白相知甚深的中肯之言。

  ■遭敌截击,他因有病无力奔跑被俘

  ■临刑前,他悠闲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途中遇敌保安团截击,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被俘。起初,他自称是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望能设法保释。正当办理得有眉目时,却被叛徒供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对这种貌似保全面子、实则要他放弃政治原则的条件,瞿秋白断然拒绝。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下令处决。

  囚禁瞿秋白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是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为表示一点对老师的尊重,送他出监房并置办了酒席。瞿秋白自斟自饮,酒至半酣,悠闲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并潇洒自若地让摄影师拍下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餐后,坦然走向刑场。

  后来,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的一段批注中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赞扬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瞿秋白女儿含泪讲述——不忍回忆,因为伤痛太深——吴志菲

  瞿独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Qiang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亲,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复杂的情感纠葛

  瞿独伊坦率地讲述了母亲与瞿秋白的真实情感。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不是生父胜似生父

  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的我很天真活泼。”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亲,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总不忘记买一些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远忘不了,一次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儿童院看我,带我到河里划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一旁。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同学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我一把抢过来,看到《共青团真理报》上报道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恢复了坚强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和Qiang决父亲者面对面

  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她们才重新获得自由。

  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戏称他们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止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Qiang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说“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采访结束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记者的留言本上写下了瞿秋白的两句词:“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并用俄文签名。(特约记者吴志菲)

  瞿秋白被同志妻子出卖临刑前写下绝命诗——李姿

  1935年2月,按照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等同志,由中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妇女部部长周月林率领,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向赣粤交界地区转移。就在这次转移行动中,何叔衡牺牲,四个月后,曾经以假身份骗过敌人审讯的瞿秋白、周月林、张亮,也暴露了真实身份。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瞿秋白就义。

  “美最时”马灯护航无退路众人滚下山坡

  1935年2月,苏维埃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守人员被层层包围。主力红军一时难以营救,只能分批分期突围。

  当时,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结核,何叔衡年逾六十,张亮(项英的妻子)怀孕六个多月。

  1935年2月11日他们一行人与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林会合。几天后,到达长汀县四都,遇到了中共福建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长汀到永定有四五百里路程,并且山高路险,沿途国民党布满了层层碉堡,同时还有大批部队和保安团日夜进行搜山“清剿”。面对这种险境,他们装扮成贩卖香菇的客商和随行眷属,换上便装,戴着口罩,由警卫排护送至永定县。

  本来夜间行军是不能用手电和灯火的,考虑到何叔衡已近花甲,脚力及眼力都不好的缘故,护送队破例点起了一盏“美最时”牌马灯,四周遮上黑布,由两名队员轮留给何叔衡引路,2月26日凌晨到达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的汀江。

  黎明时分他们越过了汀江到达了水口镇附近的小迳村,便动手做饭,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义勇队”的察觉并将情报报告给了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正巧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率领5个中队也在此地宿营,他们从三面包围过来,数百名敌军沿着山路向村子扑过来。大家向村子对面的高山转移,爬上山顶无路可退。大家只有抱着头,向山坡下滚去。

  瞿秋白以“林祺祥”过审讯关何叔衡被贪财特务连连长杀害

  滚下山坡后,大家就走散了。周月林发现瞿秋白落在一个山洼里,正坐在乱草丛中,大口喘着气。周月林扶起瞿秋白,又发现了躺在荒草中的张亮。于是他们三人穿过一片桦树林,潜入了茂密的草丛里,瞿秋白因为虚弱无力,立脚不稳,正巧撞在身旁的小树上。小树的晃动,惊动了刚登上山顶的敌人,三人不幸被俘。

  在审讯前,瞿秋白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让张亮改名为周莲玉,佯装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而他自己则叫林祺祥,原系上海大学学生,后至同济大学学医,因为有病去上杭疗养,途中被红军抓去。

  翌日,审讯时,敌人没从口供中发现破绽,便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14团团部。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与同时被俘的红军战士关在一起。

  战斗结束,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带着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了中Qiang负伤的何叔衡,他们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何叔衡将曾起的脚抱住,传令兵便打了他一Qiang,接着曾起也打了一Qiang。二人便开始搜身,仅发现了一把刀,一个装有钞票的米袋。

  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一百元,5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钱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杀人灭口。

  后来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林等有“功”,“嘉奖”十万元,其中七万被当时国民党福建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三万元,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

  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当地的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遗物——“美最时”牌马灯骨架,烈士的这件遗物一直由当地群众保留到解放后。在何叔衡遇难处,即福建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的小迳村旁,竖立起了一座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寄托了对烈士的哀思。

  身份暴露蒋介石下密令瞿秋白临刑前作绝命诗

  1935年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当时上杭县城有个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护理产妇。

  两个月后,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在再次审讯过程中她们身份暴露两人被转押到长汀国民党军36师师部,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瞿秋白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蒋介石下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Qiang决,照相呈验”的密令。负责看押的国民党36师决定6月18日执行。

  17日晚,师长宋希濂特意让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向贤矩来时还带了两碟荤菜、一瓶白干。瞿秋白听完之后这样说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说完和向贤矩对饮起来。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蒋介石的“Qiang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把诗写完后,附上跋后,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瞿秋白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

  被疑叛变张亮倒在丈夫Qiang下周月林坐了20多年牢

  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瞿秋白被杀害后,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于是二人被疑为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1938年5月,时任国民党党部要职的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了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7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辗转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与丈夫分别3年多的张亮却遭到项英的严厉喝问:“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张亮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

  项英看见张亮紧张失措的模样,疑惑似乎得到了证实,他拔出手Qiang,满身行尘的张亮仰身倒在地上。

  出狱后的周月林找不到党的组织,迫于生计,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将周月林逮捕。这次她被关押了10年,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周月林在劳改农场提出了很多次申诉。

  有关部门根据申诉进行了核查。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证明了周月林、张亮的清白。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真正出卖瞿秋白的是另一个女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当年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在战斗中牺牲,徐氏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

  为进一步证实瞿秋白身份,敌人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瞿秋白。

  瞿秋白:“多余的话”

  ⒈多余的话

  ⒉历史的误会

  ⒊脆弱的二元人物

  ⒋我和马克思主义

  ⒌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⒍“文人”

  ⒎告别

  ⒏《国闻周报》: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节录)

  ⒐被捕

  ⒑英勇就义

  多余的话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本文来源:网络文摘 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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